1968年4月，上海出现了一则爆料，称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曾有叛徒的历史。此消息传出后，上海市委组织部门的几位领导便秘密调取了文静的历史档案，想要一探究竟。
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脸色顿时暗淡。他立刻采取行动，将那些擅自调阅文静档案的负责人全部撤职。尽管如此，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泄露，成为张春桥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1973年9月，邓颖超和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。访问期间，邓颖超先后拜访了康平路大院里的王洪文和姚文元家，却唯独没有去张春桥家中。
邓颖超离开后，康平路大院内议论纷纷，甚至连孩子们也受大人的影响，传说着这件事情。敏感的张春桥听闻这些流言，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为避免更大影响，他迅速将文静从公众视野中撤出，并刻意与她保持距离。同时，张春桥暗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
展开剩余89%不久后，王洪文陪同外宾来沪时，利用空闲时间秘密约见了马天水、徐景贤和王秀珍。王洪文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：“春桥同志决定和文静离婚了。这件事他早有打算，但因中央事务繁忙而拖延。最近，他正式向中央提交了报告，已获批准。”
在组织的同意下，张春桥与文静最终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事实上，虽然文静有复杂的历史问题，但两人在生活中相处得相当融洽。张春桥喜欢抽烟，文静便陪他一起；他爱喝酒，文静也陪伴左右。工作到深夜时，文静还会吩咐厨师准备夜宵，细心照顾丈夫。
夫妻间生活虽有和谐，婚后共育有四个子女。但据资料显示，张春桥选择离婚，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。离婚后，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，整个人焕发出神采。虽然两人已离婚，但依然保持一定的联系。
1975年初，中央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，并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，连同邓小平、李先念等人一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。
进入北京工作后，张春桥决定借助与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关系，进一步靠近毛主席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。
得知张春桥与江青交往密切，文静心中不安，多次打电话提醒他要小心。张春桥虽然清楚自己冒险，但为政治目标，仍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危险道路，决心成则为王，败则命丧黄泉。
在北京，张春桥政治上风生水起，然而个人生活却孤寂无依，常常独自一人度过漫漫长夜，感情上异常孤独。
1976年2月，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，张春桥见到了上海的得力助手马天水、徐景贤和王秀珍。2月26日晚，他特别找三人谈话，临近结束时提出请求，希望他们回上海帮他物色一名秘书。
对此，三人非常重视。徐景贤回到上海后，开始严密筛选，经过一段时间挑选，最终选出了两位能力出众的秘书候选人，整理资料后寄回北京，等待张春桥最终决定。
虽然这两位秘书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人才，且各有特长，能够胜任秘书工作，但两人都是男性。
3月，徐景贤收到张春桥的亲笔信，信中有两页，内容未写满。第一页用词正式，表明收到材料后认为两位同志在北京可能没有太多实事可做，不如在外面多干些事情。
第二页则是私密内容，写给徐景贤个人。张春桥坦言：“说实话，我需要的不是普通秘书，而是找个伴儿。你了解我的情况，这几年有时想，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杀头，没必要多想，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又会想起这事。你看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”
他还特别嘱咐：“上一页信可以给其他同志看，这一页阅后请销毁，免得惹出麻烦。”
随后，徐景贤开始秘密观察女性，计划挑选合适人选。此事由于敏感，不能公开进行，拖延了半年多才有所进展。
10月6日，徐景贤终于找到一位合适女性作为张春桥的秘书“伴”，并将照片和资料寄往北京。
然而当天，张春桥被隔离审查。是否见过这位女性秘书的记录未见文字记载，至今无人知晓。
这件事在徐景贤心中留下深刻印记，成为他一生的心结。事后徐曾回忆：“我收到信后，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沪时，谈到张春桥要与文静离婚，因文静有历史问题。我猜这是张的心病，但不知他具体找什么样的人选，想有机会去北京面谈，耽搁了些时间。后来物色了政治背景好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性，打算征求张的意见，再与女方接洽。9月21日，我见到张，介绍了情况，他只说‘以后再说吧’。10月1日，他突然在我写的关于电影《反击》的信上批了一句，问能否看某单位同志的材料，我便积极准备并于10月6日寄出。”
事实上，尽管中央批准了张春桥离婚，但手续未完善，未对外公开，因此很多人并不知情，连两人结合的历史都鲜有人知晓。
张春桥于1917年2月1日出生于山东巨野的地主官僚家庭，受父亲张开益影响，早年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日本汉奸。
1932年，尚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的张春桥就从事国民党特务工作，积极参与反共行动，监视抗日和反蒋学生，并密告上级，导致多人被捕受害。
1933年，他与国民党复兴社成员在济南发起成立“华蒂社”，成为复兴社的外围组织，创办《华蒂》月刊，宣传国民党反动思想。
1935年5月，张春桥赴上海从事文化写作，在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指使下，发表多篇攻击鲁迅的文章，配合蒋介石反共行动。
1936年3月15日，他以狄克化名在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发表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》，猛烈抨击鲁迅。
4月，他参加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假冒共产党“预备党员委员会”，成员多为国民党自首叛徒。
4月16日，鲁迅在《三月的租界》中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本质。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国共合作。9月，张春桥奉命离沪回济南，参加国民党特务抗日救亡活动。
在济南，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使他潜入八路军根据地，秘密潜伏延安。
1938年1月，张春桥抵达延安，隐瞒身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在晋察冀解放区担任《晋察冀日报》和《石门日报》主编。
在晋察冀日报任职期间，他结识了文静，原名李淑芳，1916年出生，曾用笔名李若文、李岩。
1943年12月，文静在晋察冀边区被日军俘虏，屈服后成为叛徒，秘密策反抗战部队。
两人因志同道合很快结合，文静隐瞒叛变史，经张春桥安排进入《晋察冀日报》工作。
文静后曾坦言：“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，没有隐瞒。”
1946年，两人结婚，生活融洽。
1949年，张春桥随解放军南下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副总编辑、社长兼总编辑。
后被市委书记柯庆施提拔，任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1965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，后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。
任内将文静安排在市革委会办公室，参与联络组工作，享受市委常委待遇，实际担任联络组负责人。
1968年4月，上海有人揭露文静叛徒历史，市委组织部几负责人未报市革委会私自查阅档案，发现问题。
消息传到张春桥，令其颜面尽失，怒不可遏，立即撤掉相关人员职务，并下令将文静档案封存锁闭，力图压制消息。
但事态难以完全掩盖，文静的叛徒身份成为张春桥挥之不去的心病。
张春桥担心影响政治前途，私下多次向文静提出离婚，遭到坚决反对。
12月，他指使手下以广大党员群众名义发表简报，强烈要求将林彪“接班人”身份写进党章。
阴谋得逞后，张春桥松了口气，并推荐林彪亲信王维国、陈励耘为中央候补委员，自言“林彪一定满意”。
在林彪集团支持下，张春桥步入中央高层，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、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。
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去世后，张春桥惶惶不安。
他见王洪文秘书肖木，再次提及离婚事宜，要求他们联系马天水、徐景贤等人，尽快促成离婚。
肖木问他为何拖了这么久仍坚持，张春桥断然回答：“必须离，而且越快越好。”
他表示：“我提出离婚，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。”
张春桥坦言每日都穿衣睡觉，随时准备面对危险。
10月6日，张春桥被隔离审查。
10月12日，玉泉山政治局会议上，华国锋建议派得力同志赴沪稳局，叶剑英支持苏振华出任上海市委书记。
10月19日，苏振华抵达上海，迅速稳定局势。
会后，徐景贤向苏振华等汇报张春桥找女秘书的事，询问是否公开揭发。
苏振华决定不公开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10月27日，中央改组上海市委，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被隔离审查，苏振华任第一书记。
1998年1月，张春桥获保外就医，虽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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